那些记者参与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思郁2018-02-06 13:58事业线
某种程度上,记者可以跟野心家划等号了。

20世纪产生了很多伟大的记者。当然,这样说可能不是好事,《奥德赛》中有句诗说,神道编织了灾难,就是为了让后代的诗人不缺吟诵的题材。有了灾难的时候,才有话题和报道,这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借用盖伊·特立斯的概括说,记者就是那些专门盯着别人身上的瑕疵,巴不得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骚乱、抢劫,国家灾难和轮船遭难的人。某种程度上,记者可以跟野心家划等号了。

但是报道灾难的人并不是灾难的制造者,带来坏消息的人不是坏消息的根源。记者的野心充其量是一种急于曝光的野心,他们的不安分也只是一种急于发表的欲望。要知道事件每年发生,新闻每天报道,记者要维持这种报道和发表的野心,只能不断地寻找新的话题和事件,一旦新闻成为明日黄花,他们就奔向下一个事件发生地,“他们不必问消息何时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作的每件事也许有一天在21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王国与权力》)

当然,我们说的记者可以细分有很多种,伟大的记者的含义在于,他们的野心更为宏远,他们渴望的东西更多,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报道,一生在教科书中只占几行字,他们渴望参与历史,观察历史的运作,并且渴望像作家或者历史学家一样写作。如果说新闻是速朽的,而写作是超越这种速朽的一种方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特立斯就是践行写作大于报道的最好记者之一。去年世纪文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王国与权力》,这是一本关于《纽约时报》的传记。特立斯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从一个送稿生开始到独当一面的首席记者。按说,这已经是很多记者的荣耀。但特立斯似乎志不在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王国与权力》中提到,《纽约时报》的记者队伍中,主要都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不但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还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价值,比如可以上升到管理者的圈子,可以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可以跟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对总统产生影响,有了这些地位,他们就可以通过报道来影响一个时代。

特立斯对成为这样的记者不感兴趣,所以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后,他跳槽到《时尚》杂志成为了一名专心发掘纽约城无名者和小人物的非虚构写作者。而本文的主角,即《追寻历史》的作者白修德,反而更接近特立斯在《纽约时报》中描述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同事,他们渴望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用自己的一支笔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撼动一个世界。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怀特,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地区,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哈佛大学毕业,师从汉学家费正清,大学毕业后成为《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他就是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的美国记者。在河南灾荒的时候,是他深入重灾区发现了真相,撰写了文章,拍摄了照片,带给了蒋介石。当时白修德的文章逃过了国民党内部的审查,直接刊登在了《时代》周刊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才接受了河南饥荒的真相,紧急调运了粮食,进行援助,才没有导致更多的人员伤亡。这大概是一个记者所能发挥的最大影响力,他影响了一个领袖的决策,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与特立斯不同,白修德生于波士顿的贫民区,度过大萧条的惨淡,童年卖报为生,又经历了父亲早早去世,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选择。在回忆录《追寻历史》中,他提到在进入哈佛大学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们来到哈佛的目的不是帮助工人阶级,而是脱离工人阶级。我们迫切地渴望成功,渴求名利。以我自己来说,进入哈佛,得到它丰富的资源是一份宝贵的礼物。哈佛拥有打开各种大门的钥匙:门后面有什么我猜不到,我只知道,要得到它们,你得去争,去抢……在这里,你可以抓取思想和历史,而我抓取了历史”。正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触碰到了历史,结识了让他真正“将历史作为终生事业”的老师费正清。费正清不但教授和塑造了他对中国的认知,还在他毕业时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建议。当时白修德拿到了一份旅行奖学金,可以不用考虑学习和工作,足够一年的时间到美国之外的地方随心漫游。费正清恰逢其时地提醒白修德,他的天赋并不适合学院,倒是可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埃德加·斯诺正好去了中国,所以费正清建议他尝试一下斯诺正在走的道路。

1938年,白修德开始了自己长达一年的毕业旅行,他去了伦敦、巴黎、巴勒斯坦,在那里转向了前往亚洲的旅途,最终到达上海。在上海待了两个月之后,“他就知道,回波士顿当教授已经不是他想要得了,他想要留在中国。这是一座充斥着怪物与传教士,光与笑,恶棍与花园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黄包车,在城内开始游走,四处观察,发现了它的某些独一无二之处”。

如果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中采用了独特的第三人称“他”的方式进行书写,比如在开篇的序言中就提到“他认为,根据个人身份的来源可以将人类分为两种,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这种分析,将我们置于一种独特而客观的观察者语境,他在提醒读者,要学会用审视的目光阅读他的一生,他在观察历史,而他愿意把他的观察提供给读者,接受大家更加苛刻的目光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历史,只有大人物可以打破历史的限制,创造历史。他把这些左右时代,可以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大人物看作是一个个思想的容器,而他从成为一个记者开始,就开始对这些大人物头脑中的思想感兴趣。

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可以视作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根本原因:“长大的他明白了,掌握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钱、枪和权……他一路以来所报道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容器。陆军、海军、预算,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竞选组织,都源自塑造它们的思想,或可以由它们传播和强制执行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戴高乐和莫内,他们的身份都来自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思想,以及他们选择灌输给他人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果敢的行为与高洁的品德,他们的创造与历史的发展,均来自他们的头脑而非腺体”。

这段话很值得玩味之处就是它代表了一个记者的历史观。当时在中国担任《时代》周刊的记者除了白修德,还有一位是约翰·赫西。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赫西飞去了日本,写了一篇杰作《广岛》,发在《纽约客》上。这是一篇描述原子弹核爆后,广岛人民努力生存的图景。在那个全世界都在讴歌胜利的时刻,描述战败国普通人民的挣扎和生存状况,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态度。赫西与白修德同为伟大的记者中的一员,但是赫西的历史观跟特立斯比较接近,他们相信历史是由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他们的命运和归属决定了历史的命运。而白修德更接近另外一位伟大的记者威廉·夏伊勒,他们相信权力和大人物可以改变历史,某种程度上,他们迷信英雄的历史观,相信这个世界由很多大人物掌握和塑造,所以他们采访的人物都是那些改变世界政治局势的大人物,夏伊勒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对他的观察,在法国沦陷时对政治局势的分析等等,现如今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中精彩纷呈的历史图景。

而白修德在《追寻历史》中,也提到了很多伟人,比如他说他一生中接触很多大人物,但是他最崇敬的历史人物有三位:周恩来、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F.肯尼迪。与这些人物交往的细节充斥在书本当中。对周恩来,“论才华与坚韧,他不输共产党在这个世纪的发展中所培养出的任何人才”;对史迪威,“史迪威是一个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谨守道德观念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是绝对不会违反十诫,做出袒护、通奸、撒谎、偷窃等行为的”;对肯尼迪,“肯尼迪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一个大人物,历史上的他是一个守门人。他拉开了门闩,通过这扇门的,不仅有天主教徒、还有黑人、犹太人、少数民族、女性、年轻人、学者、新闻人和整整一代的新年轻政治家——这些人都要求在我们所谓的开放性民主中分得行动力和权力”。

当然,一个好的记者就算相信英雄可以改变世界,并不代表他会成为他们的传声筒和附庸。他对这些大人物的判断和看法构成了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他相信通过与这些大人物的交往,他参与了历史,并作出了自己清醒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用第三人称写作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读者)不要过于迷信大人物的魅力。对大人物的除魅是现实政治的必然部分。比如他对蒋介石的判断就很值得玩味。

在重庆刚接触到史迪威之后,他最感到震惊的就是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愚昧、无知、迷信、狗娘养的乡巴佬”。在河南的灾荒发生后,他对蒋介石有了自己的认识,刚到中国时,他把蒋介石视为国家的英雄,随着他深入中国的腹地,感受到了真实的中国之后,他心中的蒋介石逐渐就从英雄变成了反派,从反派变成了恶魔,“严格的道德规范仅存在于他的脑海中的一角:其他角落则隐藏着畜生的背叛、军阀的残忍以及对现代国家必备条件不可言喻的无知”。

在20世纪的历史中,有很多记者都报道过中国,但很少有记者像白修德一样,可以如此近距离,如此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和红色延安,观察到这些可以左右中国的政治人物。他靠近权力的中心如此之近,只是为了确认自己的观念:领导者必然会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当然,身为一个记者,他也意识到权力的迷惑性,所以他给记者的建议就是,除了结交这些大人物,你还要无所畏惧地深入到战争的最前线,这是发掘真相的最直接的方式。所以,他才能深入到河南的灾区,寻访过红色延安,日本投降时飞去日本参加投降仪式,参与到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肯尼迪被刺后首先拿到肯尼迪夫人的独家专访等等。

大多数记者的背包里都有一个作家的梦,白修德也不例外。一个好记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但有意识地参与到历史中去,还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叙述历史。白修德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所以在战争结束后,他像很多记者一样,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畅销书《中国的惊雷》——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维持了他战后几年的稳定生活,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在麦卡锡时代,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亲共分子,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后来的白修德一直跟踪报道总统选举,他写了一本《美国总统的诞生》,他一直相信对历史的探索就是对权力中心的探索,报道总统选举大概是观察战后美国历史最好的机会,再加上这本描述一个记者的20世纪旅程的回忆录《追寻历史》。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看待白修德的著作,当他身为记者参与到历史中去的时候,他迷信大人物的历史可以改变世界;当他置身事外,用历史的旁观者的身份撰写著作的时候,反而意味着一种对这种英雄史观的祛魅。正如他在做完肯尼迪夫人专访之后,开始意识到的那种变化:“25年了,从我毕业那天和离开去中国开始,我曾沉迷于领袖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实力的关系、概念与政治的关系——最近是英雄与他的环境的关系……但是在肯尼迪之后,我不会再将谁看作是英雄。我自己的人生中关于美国政治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毕竟,大历史中我们都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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