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一切”的时代来了,社交媒体杀死了新闻吗?

微信公众号:全媒派腾讯传媒2018-02-11 09:05事业线
尽管出现过官方信任下降,但从未这般严重。上世纪20年代,人们不信任金融机构,60年代,怀疑政府的公信力,但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信任感,信任跌至冰点。

观点凌驾事实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怀疑的漩涡裹挟,“相信”二字已成稀缺品。

1月中旬,兰德(RAND)公司发布300页重磅报告《真相的凋零(Truth Decay):美国公共生活的数据分析重要性降低原因初探》,政治科学家Jennifer Kavanagh和兰德公司CEO Michael Rich共同写作,列出了真相凋零时代的四大趋势,同时也给出了其历史沿革、产生原因、后果和解决方案。

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世界性智囊库,综合型战略机构兰德公司这一报告引人瞩目。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编兰德公司报告,了解真相凋零时代,我们当如何应对。

兰德认为,真相凋零时代的四大趋势如下:

1、对事实,以及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分析解读的异见越来越多;

2、“观点”与“事实”之间边界越发模糊;

3、基于观点和个人体验的相关话题越来越多,甚至盖过事实而存在;

4、对发布事实信息的权威来源信任感降低。

真相凋零的历史沿革

报告对比了美国历史上的三个时代:

  •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镀金时代,美国报业发行竞争时期,也是著名的“黄色新闻”年代。

  •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咆哮的二十年代”和“大萧条”并存,著名的“爵士新闻”(华而不实的新闻)兴起,小报诞生,广播崛起。

  •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越战时期,“新新闻主义”诞生,多见于政府事务和媒体宣传,后来带动了调查新闻的复兴。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事实与观点边际模糊、观点和个人体验凌驾事实存在两大趋势都曾在以上三个时期中出现过,曾影响新闻报道方式,也带来了新的传播形式。从第一阶段的“黄色新闻”、第二阶段的“爵士新闻”、小报、广播,到第三阶段的电视新闻和“新新闻主义”,再到现阶段,在纸媒和数字媒体等各种媒体形式中都能看到这两大趋势无处不在。

尽管此前几个时期也曾出现过官方信源信任度下降,但从未如当代这般严重。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期间,人们有理由不信任银行和金融机构,60-70年代,也可能因“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事件”而怀疑政府的公信力,但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信任感,从政府到媒体再到金融机构,信任感已跌至冰点。

相较之下,此前三个阶段,公众对事实和机遇事实数据的分析解读的异见从未如此深重,当下的民众对科学发现、数据和目标事实,持有强烈的不认可态度。

以往经验的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或是复兴基于事实的分析或新闻主义,或是重燃对当权政府的信任,这些都有助于厘清“观点”与“事实”的边界,或者,政府进行政策修订也有助于重建自身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借此帮助政府机构重获民众信任。尽管这些措施或多或少曾在历史上产生一定效用,减轻了真相凋零时代的社会压力,但随着时代进步和新趋势的出现,研究者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提出新的具体方案。

真相何以凋零?

认知加工的特有现象,如认知偏见。人类的信息处理和决策过程导致了自身会去寻找观点来进一步强化已有想法,相较于事实和数据,更看重个人经验,依赖相似社交网络下的心理捷径和他人观点,这进一步导致了观点和事实之间边界的模糊化,甚至让观点融入事实。

信息系统变革,具体包括:

  • 社交媒体兴起,大幅增加了信息甚至是相关信息的声量和信息传播速度,使其凌驾事实而存在。

  • 传统媒体和广播面临媒体市场转变,包括24小时新闻机制转变、新闻信源的合作增多、盈利动机的激烈化等。

  • 对假消息、误导性新闻或偏见性新闻的大力宣传。

信息时代,教育体系需要参与竞争,却能力受限,无法跟上时代发展。随着信息网络的逐渐复杂化,教育体系因竞争需求和财务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主教育、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考的重视程度下降,而学生却急需这些知识与技能,评估信源,辨别偏见,从海量信息中获取事实,信息时代的现状和学校教育之间的鸿沟促成了真相的凋零。

政治、社会人口与经济的极端化。极端化建立起一个对立面,各方都有自己的态度、世界观和事实,以致于大众对事实以及基于事实数据的解读的不信任升级,观点与事实的边界越加模糊。被割裂的双方,观点和交流越发狭隘,错误信息不断增殖,变成一个封闭的信息空间。有数据显示,当下美国的政治、社会、人口极端化现象不只是越发严重,更会叠加影响,互相作用。

真相凋零,后果如何?

民意的陷落。没有事实作依据,社会几乎不可能对重要的政策和议题进行有意义的辩论,政策制定力度降低,决策进程减缓。

政治停顿。事实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导致争论达成统一意见的难度提高,也阻碍了妥协进程。而政府机构可信度降低强化了利益集团的地位,使其有机会更多地干预政府决策。政治瘫痪还会引起政治决策滞后、监管与调查任务延迟以及财务决策的无力,进一步引起经济、外交和政府信用的巨大损耗。

个人与政府和公民机构的异化与疏远。随着政府信用降低,公民机构影响也随之而来,民众的异化感会逐渐增强,在此之前,公民参与是建立透明度、信誉度和社区参与感的政治代表试金石。

全国政策不确定性。当个人、企业、对手和盟友不再基于数据和标准制定决策,也不再信任关键机构作为信源时,无事实与分析的政策决定将走向不确定方向。美国社会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经济上,投资滞后;国际上,信用减损;而一旦对手和盟友开始质疑美国的信用,外交上,挑战也会加剧。

真相凋零时代,如何应对?

在报告的最后,作者尝试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和研究方向:

教育干预。如用社区拓展项目增加本地社区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度;寻找途径为成年人提供媒介素养和公民教育课程;在高中和大学课程体系中融入媒介素养和公民原则教育,等等;

改善信息市场。如通过媒体平台恢复新闻质量标准,使其制度化;利用政策或法律干预以控制虚假信息传播;建立相关机制,提高非偏见的客观新闻的标准,等等;

制度发展与重建。如改变制度减少极端化现象;重建组织机构的信誉度;重建媒体行业的可信度与透明度等等;

连接社会分化。如降低社会和人口极端化现象;设立论坛,增加公民参与度,恢复民意;调整制度以鼓励和促进广泛的公民参与,等等;

利用新科技。如利用社交媒体减少极端化现象;采用新技术以支持事实与分析,而非观点和体验;利用新技术改善美国民主进程,等等;

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应用。如在信息产生、决策制定和观点交换的相关机构更好地推广数据与事实的应用;在学术研究行业进行结构改革,增加客观度和透明度;更新公民参与的期待目标,等等;

组织内自我评估。如改善组织制度标准,更好地提升透明度、准确度和客观度;提高多样化能力,等等。

真相凋零时代,现实的挑战依然严峻,即便一份研究、数据或分析不足以撼动消逝之势,作者依然愿意将这份报告视作一个起点,与所有的政客、媒体和个人一起,面对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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