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的“软肋”与“武器”

微信公众号:三声三声编辑部2019-03-25 09:07串儿吧
过去我们自己会坚定认为这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空间和教育,我相信,将来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一定会转移到中国来。”

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创作体系内持续地拍摄艺术电影作品,另一方面是在舆论环境中持续为艺术电影发声。这使得王小帅作为导演的个人品牌累积,不仅来自其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作品,还来自于行业声望。而这种个人品牌在商业社会里亦具备其独有的价值和能量。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你会希望某些东西可以天长地久,当我们拥有爱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好的爱情能海枯石烂永不变,友情也是。但在漫长的时间里,总会有一些变化,不可能如你所愿。”

这是电影《地久天长》的灵感萌芽,也是导演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重复最多的一段话。在柏林斩获最佳男女演员两座银熊后不久,这部电影宣布国内上映,定档3月22日。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地久天长》以6.6%的首日排片创下王小帅电影的历史新高,截至发稿累计票房2848.9万元,豆瓣评分8.0分。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一部,他希望关注中国大时代变迁下的小人物。“如果不能将过去几十年来,国家现实以及人的处境的变化展现出来,是不可原谅的。”王小帅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

在此之前,他的《青红》、《我11》,以及《闯入者》作为“三线三部曲”为人所熟知。对三线故事的历史追溯、对故乡身份的反复追问,以及时代变迁下个体沉默的抗争,成为这一时期王小帅电影中极具识别度的独特标签。

仅从内容层面,同时代娄烨的电影极致、贾樟柯的电影粗粝,但王小帅在电影形式与风格上却更为中规中矩。他希望电影中的情绪能够悄无声息,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

电影之外,王小帅则多以严肃电影捍卫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乐于为艺术电影发声,甚至对电影审查也有过评价。四年前《闯入者》上映时,他曾为增加排片而呐喊:一面感叹“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一面请求“我的观众,请你挺我”。

“做艺术电影,就像用鸡蛋碰石头,即使千千万万个鸡蛋都碰碎了,我也相信,只要鸡蛋多了,总有一个鸡蛋,有一天会碰撞出一个崭新的生命。”他说。

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创作体系内持续地拍摄艺术电影作品,另一方面是在舆论环境中持续为艺术电影发声。这使得王小帅作为导演的个人品牌累积,不仅来自其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作品,还来自于行业声望。而这种个人品牌在商业社会里亦具备其独有的价值和能量。

“沉默的抗争”

《地久天长》被影评人评价为王小帅最有野心的作品。

他的“野心”在于:两代人、三个家庭的命运浓缩在三小时内,并与中国三十年社会变迁的起伏跌宕形成映照,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下岗潮、失独、出国热等都成为其中的时代关键词。

“中国人寻常的生活轨道是结婚生子、在工厂上班、养孩子、到退休。但人生无常,在某个节点可能突然偏离原来的轨道,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而个体命运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必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变迁。比如电影中的夫妻俩,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恰就是下岗。”

这是王小帅对于电影最初的构思,而真正为其增添悲剧色彩的是“失独”的设定。

2015年国家开放二胎政策,这给了王小帅灵感。“我们其实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社会变革和人生经历,即一家三口的组成,几代人慢慢就习惯了。如果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孩子,这个事是不可逆转的。”

在这一背景设定下,《地久天长》围绕家庭亲情这一人类共通核心元素唤起共情。但王小帅同时也强调了自己无意煽情:“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的一段生活。”

在这段好长的生活中,刘耀军王丽云是在历史变革中被剥夺受伤的个体,他们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中国工人,沉默而隐忍。

这种“沉默的抗争”与“内在的张力”,也能在王小帅的其他电影里找到依据。“像青红和二弟,他们的态度就是‘我活着’、‘我不跟你们说,你打了我一巴掌我不还手’。”这种对生活的抗争更像是一种“独善其身”,他们无力改变其他,只有在自我的世界中固守坚持,外人看来他们是沉默的,因为对于自我之外的世界,他们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王小帅对这种沉默反抗型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虽然他们每个人物在电影里的行为能力不强,但我强,我没有设计让他们在具体行为上事事报复,但他们那个劲儿,失语之后在自己的宇宙里保持人的尊严的劲儿,都有一点他们的性格。”

这也是王小帅个人的映射。他坦言自己做电影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每次无论受到什么待遇从来不会去说、去争辩,因为他觉得当你不掌握话语权时,这些争辩都是无用且毫无意义的。

《地久天长》中,王小帅对于情感的处理也颇为克制隐忍。刻意回避煽情的渲染,仅留有一处有限的尺寸作为所有悲愤情绪的出口:电影的最后一幕,刘耀军和王丽云坐在长满枯草的儿子坟头,相顾无言,却能感受到穿透屏幕的悲伤张力。

“我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电影表意方式,这是我所不认同的,也是我所避免的,我觉得电影书写中渗透的感动,是要心跟心地对应,不见得要哭出来。生活里,我看到别人哭是很害怕的,我会躲远,所以我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更愿意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

王小帅信奉这种对电影的平衡与控制,同时承认“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

这与他在电影形式及风格上的表现一脉相承。他的摄影和构图强调画面元素的均衡和谐,张弛有致的剪辑节奏稳定且一致。在他看来,这种“中规中矩”的电影手法所传达出来的一切,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经验。

曾有记者问他,一般的电影里好人坏人都是很清楚的,怎么在你的电影里善恶标准都失效了呢?王小帅给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好不好坏不坏,因为生活就是讲不清楚的,没有那么简单的谁好谁坏”。

在《地久天长》中,王小帅给了所有人一个稍显刻意的“大和解”式的团圆结局。“时间能磨平菱角、抚慰伤痛,时间能解决一切。除了真正的恶,生活里的家常里短,说不出来对错,如果伤痛已经造成了,只有耗时间。”

“身份的无根性”

无根与漂泊,曾经是王小帅前半生的自卑与软肋。

还在娘胎里的王小帅就随母亲从上海来到贵阳山区,支援“三线”建设,这在后来成为他“三线三部曲”的缘起。在贵阳山区生活13年后,随父亲工作调动辗转至武汉。此后,他去往北京读书,毕业后分到福建,户口却落在河北。

“我每次争取有故乡的时候,都失败了,哪个地方都不要我,我也不属于哪个地方。”他在自传《薄薄的故乡》中如是写道。

因为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王小帅的内心始终有种割裂,这种割裂甚至是一辈子的。“我明明生在上海静安寺医院,可是我跟那里毫无关系。被说成乡下人,后来到了武汉、北京、甚至福建,又是外地人,只是去求学工作而已。”

王小帅至今能回忆起来最强烈的一次漂泊感是坐上去往福建的火车,火车开了整整三天三夜。当他第三天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已经全然变了。“只在地图上见过的那个地方,完全陌生,突然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击破他心底对于故乡最后执念的,则是十多年后再次返回贵阳。当年的小伙伴讲着贵阳话,揶揄道:“你凭什么说你是贵阳人呢,我们才是贵阳人。”王小帅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回忆说:“你心系的这个地方,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把你看成是当地人,你早就飘走了,你是个‘叛徒’、‘逃犯’,那个让我彻底垮塌了。”

此后,写书、拍电影成为一种寄托,通过文字和图像,物理的故乡变成精神的故乡。“每一个生命体都很弱小,都在寻找什么,担忧什么,惧怕什么,我用我的摄影机关心他的同时,也解放了我,使我能够找回我自己。”

“关于生活、关于人的生命。”是王小帅给出的关于自己电影母题的答案。

《青红》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彼时距离“文革”结束已数年,工厂也从国有制改为公司股份制。王小帅对当年一个变化的记忆尤为清晰: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了原有的新添光学仪器厂,改叫公司。当时听见“公司”这个称谓,还是非常讶异,似乎有一点点危险的味道,厂长也不叫厂长了,叫总经理。

原有的铁饭碗被突然打破,人们对新兴的市场经济无法想象,而当初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这其中最为普遍的想法就是回乡,因此构成《青红》整个故事的发生背景和情感基调。

王小帅对于身边人和事物的变化是敏感的。电影具体的两条故事原型和线索——青红的爱情和一家人的“逃亡”——就是由王小帅在饭桌上听来的两个重要事件“组装”而成。

大约是1996年的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席间大家谈起那个被判刑的男同学,那时正处于八三年“严打”期间,某个已经上技校的女同学同时和两个男同学谈恋爱。但渐渐地,女同学开始倾向于后来的男同学,第一个感觉情况不妙,就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以强奸罪名被定罪,判刑十五年。

另外一条“逃亡”的线索是王小帅听父母讲起的。“参与‘逃亡’的五户人家有两户和我们家很熟,一家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家,另一家是我们当时的邻居,父亲和我父亲关系极好,一起参与了厂里话剧《一代英豪》的编剧工作,母亲在厂医务室工作。”

“作为导演需要有一颗悲悯、善良的心,从自身和社会出发,保持着对现实的愤怒。始终要把摄影机和双手面对你的人群,跟你同样的人和作品,你去拥抱他,这是你的创作源泉。”他说。

“艺术与商业的拉锯”

王小帅时常感到担忧:在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下,物理上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人们在精神上一路向前,并习惯性的以格式化的方式刷新一切,往往导致记忆与过往的丢失。

他甚至认为自己对此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使命感。“我是觉得翻一翻过去这些东西越来越重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太可怕了,像猛兽一样往前冲,后面什么事情都不管了,这是很危险的。通过电影呼吁一下,把过去先梳理好,别忙着往前,这很危险。”

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长期以来电影里对三线建设这一题材的热衷,也成为他对未来“家园三部曲”规划的初衷。“你们不理解没关系,我把我的心愿完成了。但我不确定接下的两部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资方没有嗅出钱的味道,说不定就没钱了。现在拍电影也越来越贵,不像以前五万钱就可以拍。”

这部“五万块钱就可以拍”的电影,是王小帅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当时,他找开摄影公司的同学借了五万块钱,器材设备均由保定一家国产厂商的赞助,演员找的也是老同学——这部当时被认为“无病呻吟”的电影,直到多年后才被视为“数十年来中国剧情片个人表达真正的实现”。

长期以来,王小帅以独立导演自居,并对电影商业化保持警惕。

他曾在上海电影节上对陆川、宁浩说,不能被眼前的利益忽悠。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别人拍电影拍出十几个宅子我不羡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甚至还对观众过分追求电影感官刺激表达过遗憾,并表示:“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主流商业片一点兴趣都没有。王小帅以黑泽明类比:“有人让他赶快拍个商业电影,让老百姓看看,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所以‘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

“我始终在做这样的电影,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个观念。我不是那种东风来了就吹东风,西风来了吹西风,倒来倒去的(人)。就算我的电影票房不好,就算整个大环境都说这个不好看,我也始终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人看。”王小帅说。

这很大程度上为王小帅带建立某种声望:对外向国际电影节呈现那一特定时期的中国,以稳定的艺术作品产出在海外获得奖项;对内为“严肃电影”的频繁发声,通过大众传播渠道树立形象,并转化为有效影响力和个人品牌。

电影《闯入者》中罕见地出现了广告植入,那时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对此并不排斥,“投资方你们可以为这个片子去拉任何赞助”。而其故事上的悬疑、惊悚元素也有人评价“颇有些商业化的转型”。

但王小帅对此并不能驾驭自如。《闯入者》主演冯远征曾表示,王小帅最初希望拍一部商业大片,但又十分纠结,“虽然一开始他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我要拍一部商业大片,这次一定要票房’,但实际上拍着拍着就又回到文艺片,他也没办法控制。”

这种纠结也反应到市场层面。在看到首日排片仅为1.32%时,王小帅甚至产生了恐惧:“我对自己没有不自信,而是觉得自己像是整个电影行业的闯入者。那一刹那我觉得是黑暗的”。

相比前几年,王小帅对于如今的观众和市场更有信心了些。“《小偷家族》《绿皮书》在中国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罗马》也将被引进中国,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市场和观众的潜力。过去我们自己会坚定认为这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空间和教育,我相信,将来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一定会转移到中国来。”

时间回到十一年前,王小帅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左右》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和特别关注奖。那时人物周刊的记者问他,名气和荣誉是否会让他的内心有所改变。

王小帅回答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多点荣誉感,会激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但在这个商业和钱唱主角的社会,你做了很多,得到很多荣誉,心理上应该很满足,却没有挣到很多钱,你还是会缺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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