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都榆林「GDP」神话众生相:一夜造富,四大失衡

微信公众号:钛媒体刘敏2022-09-29 17:29事业线
煤价飞升给煤都榆林带来新一轮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更加凸显当地发展的四大不平衡问题。

9月最后一周,各地2022年前8个月经济数据陆续出全,各种视角下的城市排行榜随之公布一轮月度更新。

新出炉的几个城市财政收入排名当中,榆林前8个月地方财政收入650亿,位列全国前20。高达72%的财政收入增速,令其在负增长扎堆的榜单里极为吸睛。

自去年以5435.18亿GDP总量一跃反超太原、哈尔滨、南宁等省会之后,每逢统计数据更新都是榆林的一次高光时刻。在或猎奇或功利心态驱使下,坊间为其计算出名目繁多的“*”。

比如,今年上半年GDP(2969.84亿元)*次超过洛阳,成为“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上半年GDP增量(757亿)力压深圳的“*”;

这个两年前还俯身于“经济发展较快的落后地区”共识下(2013年陕西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纠结于到底属于四线还是三线的城市,之所以突然产生快速迈入“发达地区”的既视感,原因更多来自“家里有矿”与全球煤价“高烧”的对撞。

钛媒体APP观察到,与民间越来越热切的围观不同,榆林官方对财政收入进展情况的宣布方式却很克制:榆林市统计局自一年前(2021年9月29日)发布《1-8月份榆林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全省*》统计分析之后,就再无类似发布。

“去年起,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内容就不在统计局发了,由财政局负责。”榆林统计局一位工作人员称。而事实上,相关信息很难直接从榆林市级渠道公开查询,只有陕西省级公布的“进度数据”中可见。

类似的还有煤炭价格信息,去年9月“榆林煤炭交易中心不实价格信息事件”之后,当地各机构就停止发布市场运行和价格指数报告,煤炭交易又退回到矿方与买方一对一洽谈的整体价格不透明阶段。

这种反差勾勒出环绕在“煤都”榆林上空那晦明晦暗的气氛,也凸显出此轮财富浪潮不同于以往的“食物链”重构。

与上一次煤炭“黄金十年”期间,参与分羹者数量众多、大小都有机会的格局相比,如今的“造富神话”虽然迅猛爆裂,却早已成为门槛更高的“大亨游戏”;级别不够的参与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热得发烫,自己却连手中原有的机会都被断掉而惨遭出局。

造富圈层全新洗牌的结果是集中度提高以及伴生的不平衡。正如榆林市长张胜利在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榆林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南北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不平衡。”

与煤价飞升带来财富增长的高速度、大幅度相比,榆林在如何实现再平衡问题上表现出的….更像是一种尚未回过神来的困惑。

“黑金神话”卷土重来

去年至今,煤炭成了全球能源局势的最热议题。天灾、极端气候、以及地缘博弈与冲突,多种因素交织下让煤炭需求大涨,价格随之被引爆并持续高位。

今年一片惨淡的资本市场中,煤炭板块则一枝独秀,沉寂多年的“黑金”效应上演*归来。在被称为“东方科威特”的煤都榆林,久违多年的暴富神话又开始飘荡。

“一天收入多少?哎…你让我咋家(怎样)说呢,”老陈(化名)是一家榆林中型煤矿负责人,他毫不掩饰对明知故问的那种不耐烦,“每天排队等着拉煤的车3000辆,我们每48小时根据排队数量调一次价,今年平均每吨卖1500元,一年产600万吨,你自己算一天能挣多少嘛!”

他说,好在现在都是电子排队,无论卡车在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通过线上公平排队,排到了根据当日价格付款进矿拉煤,“去年这两个月,排队的卡车要到5000辆。”

榆林是全国第二产煤大市,作为全国因煤而兴的典型代表,这里煤炭探明储量达1490亿吨,占陕西已探明储量的86.2%和全国的13.6%,其中神府煤田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

并且,榆林有全国储量*的优质煤,这种煤质特点还会吸引电厂之外大量化工、冶金等对煤质要求较高的用户前来购煤,因此每年9、10月份到了冬储补库期,都是煤市*的时候。

“2021年9月,榆林煤价被炒到了每吨2800、2900,甚至摸到3千,过去两百多的烂煤都能卖到两千多。”做过贸易商的王通(化名)回忆道,他如今在一家兰炭加工企业上班,“今年价格下来了,优质煤坑口价现在1600左右,质量较差的粉煤也得1100。”

即便是每吨1100的这种“跌下来的低价”,也已超过上一轮黄金期的峰值——即每吨约900元。而生产成本变化相对甚微,煤矿赚钱效应可想而知。

“2020年秋冬,许多原本还亏着的矿主就不赔了,到21年,投10亿赚10亿的矿老板很正常。”王通(化名)称。

市场逆转得太快,面对卷土重来的“黑金”、突然喷涌的财富,一些煤老板甚至有点措不及防,大家对上一轮行业的繁盛与崩盘仍记忆犹新。

2002至2012被称为煤炭“黄金十年”,蓬勃的需求催生煤价一路走高,直到2021年的9月过剩产能刺破煤炭供需平衡,一波长达15个月的持续下跌让煤价趴在了地板上。

彼时,陕西连续出台多轮救市政策均收效甚微,跌破成本的市价让煤矿面临价格倒挂大多只能选择停产。2013至2015年,榆林能开工的煤矿寥寥无几,期间“市长亲自带队赴外省推销煤”的消息屡见报端。

2016年2月,《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印发,国家开启一轮针对煤炭限产措施,在环保、去产能叠加下,当年9月煤价开始回升。此后,直到疫情前的几年里,煤炭市场基本维持供需平衡,有安全检查或因事故等大面积停产情况下,也会出现阶段性快速上涨现象。

“但那时业内基本都清楚,需求不可能持续太久,”一位当地煤炭市场分析师回忆称,“所以在2019年9、10月份榆林出现过一波上涨,优质煤价大概每吨400的时候,行业对接下来趋势也只是在悲观与过分悲观之间选择。”

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秋天,多年不见的拉煤车排队三、四公里场景伴随着煤价快速上涨重回榆林,2021年5月就冲破千元大关,之后继续一路疯涨。

煤价的暴涨推动榆林经济同样快速增长。陕西省内,今年的各地市财政收入排行中,榆林已超过西安成为“老大”。

高速增长也让榆林今年用不到8个月时间,就超过了年初确定的605亿地方财政收入目标。

与上一轮“煤炭黄金期”相比,围绕链条上下的许多逻辑却大为不同。首先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矿主,虽然数量很难估计但可确定越来越少。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修路,群众办矿”方针下,榆林各涉煤县纷纷大办小煤矿,1997年底全市煤矿发展到854个,多数是3—6万吨的小煤矿,甚至一度出现“全民参股煤矿”的;

1998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关井压产”、“整顿小煤矿”,到2005年底数量减少至404个;陕西省分别又于2008年、2010年启动两次资源整合,经各种兼并重组,之后形成煤矿数量大约230余个,成分构成“中、省、乡镇民营三分天下”的格局。

“现在*钱肯定是开矿的,不过这些年重组下来散户都已出局,即使把背后参股人算上,估计这个群体也就几千人。”一位煤炭贸易商分析称。

煤贩子的冰河期

不仅是矿老板日趋集中,滚烫的煤价将数量庞大的中间商也快要“烧光”。

原本在榆林活跃着的“倒煤”群体数量庞大,坊间普遍认可的估计数字是“5万煤贩子”。

煤贩子队伍中,既包括自己有洗煤、选煤场,或有运输车队,或兼而有之的大宗贸易商,也包括一无煤厂、二没物流,资金实力或强或弱,日常凭借一头找坑口、一头找客户的灵活撮合,在价格信息不对称中讨生活的煤炭中介、“空手道”。

群体当中,后者数量远超前者,对外载体或为“煤炭信息部”,或为“煤炭供应链公司”。从2016年9月煤价回暖到2020年秋季显著升温期间,煤贩子度过了相对滋润的4年。

“那时市场基本恢复,但好也好不到哪去。这样子结果就是,矿方需要贸易商出货,大贸易商需要小中间商快速分销来分散资金压力,买煤的也需要中介,大家各取所需都能活。”曾经做过贸易商的王通(化名)说,“去年开始,格局就彻底变了。”

2021年冬季之前,煤贩子度过了最后的好日子,“啥都不干只卖信息的都能挣钱,拿到煤源更赚,心轻的(不贪心)几乎人人赚钱,反而一些资金量特别大的有人亏本。””王通(化名)称,“涨到2800时候都认为能3500,心沉(贪)的手里几个亿都砸进去囤煤,结果一调控价格暴跌,身边4、5个都这样赔了。

此后,煤贩子就很难找到煤源。“市场好你拿不到煤都白搭。今年中介最难干,10个有8个都已经收摊。”当地一位煤贩子老朱哀叹道,他现在只能从渭南找煤,每吨加8块、10块倒手卖给客户,勉强维持。

老朱称,这种状况却催生出另一个暴利群体,“以前大矿每周定期招标,人人都能参与。现在想参加招标必须有资质,比如电厂、制造加工单位等,于是有人不知咋弄来资质,甚至买到保供煤转手卖掉。”

目前榆林的保供价,5500大卡为320到520一吨,即便以最高520的保供价和*1100的市场价计算,中间差价超过一倍。

对此,前述煤矿负责人老陈(化名)也坦言,“偶尔有些方面打过来电话要煤,我们咋也必须给点儿薄面。”

“现在的煤炭生意,没有关系、社会资源,有钱都插不进去。”老朱(化名)称。

钛媒体APP检索天眼查数据发现,榆林地区名称中包括“煤炭信息部”的近5百家市场主体中,约半数已注销、吊销。

“南六县”悲歌

榆林市辖1个县级市2区9县,合计12个市区县。其中,榆阳、横山、神木、府谷、靖边、定边北六县市区自然资源储藏丰富,以能源、化工行业等重工业为主,尽享本轮造富大潮;

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和子洲合称“北六县”,以杂粮制造等轻工业为主,却愈发显得落寞。

9月26日,县级市神木发布1-7 月数据显示,神木7个月财政总收入 640.48 亿元,同比增长99.4%,地方财政收入154.65 亿元,增长 89.5%。

9月27日发布的《1-8月份吴堡县经济运行情况》虽然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其同比增长161.1%的地方财政收入仅3668万元,不及神木的零头。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南六县”GDP合计大约为神木的五分之一,合计财政收入也只是刚过神木的零头。

十年前“南六县”合计约100万人口,至七普时净减少约20万人;同期“北六县”合计净增80万,至280万人。在吴堡县,2020年统计的常住人口,已经低于1964年的人口数量。

7月上旬,这里的一则社会新闻更是刺破榆林火热的GDP盛景:“一定边县女子于5月来吴堡县打工,因找不到工作便在当地租赁了一间平房开始从事失足活动。7月13日上午9时许,吴堡县宋家川派出所’得到线报,快速出击,成功查处。至此,其两个月违法所得共一千余元。’”

虽有不雅,但不可否认是,这就是一个“仅仅活着就用尽全部力气”的典型:她未能分享多少GDP爆发式增长的红利,却要面对两极分化带来的压力。

观察统计数据,还会发现这绝非孤例:近两年榆林高GDP、高财政收入并未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速。

2021年,榆林人均GDP15万元,是全国均值8.1万元的1.85倍,高于杭州排第15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全国第36位。但2021年榆林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73元,不仅低于陕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8568元,更是远低于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

榆林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高发生在2019年,当年9%;至2021年,地方财政收入以44.6%、*的增速狂飙突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却徘徊在9%以下。

今年5月,榆林发布的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分析报告,经与“地理位置相邻、经济总量相当、资源禀赋相似”的鄂尔多斯对比发现:虽然榆林经济体量已经超过鄂尔多斯,但全体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三项却全面落后,同时,两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无明显缩小,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统计局认为榆林存在4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整体水平低,与榆林经济实力不匹配;居民收入构成不尽合理,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村居民增收困难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县区贫富悬殊。

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来自“北六县”之一定边,那里石油、天然气、原盐等矿产资源丰富,她仍然选择去GDP垫底的吴堡寻找工作,显然,两年来能源产业的高歌猛进并为给其带来多少打工机会。

“国营矿在清理外委施工队和劳务外包,一般人进不去;民营中小煤矿那些“包生产”的,大部分都是陕南、川鄂一带人;榆林各县本地人,其实想在矿上找活非常难。”一位在煤田工作了20年的业内人士对钛媒体APP分析,“道理很简单,高危行业难免有事故,出了事外地人处理起来肯定比当地人成本少也简单得多。”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统计中心发布《1-7月份煤矿安全生产情况》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陕西煤矿累计发生事故11起,死亡16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7起,死亡人数增加8人;

进入9月以来又连续发布4起煤矿重大安全隐患公告,其中三处就在榆林。

煤飞楼舞与“再平衡”难题

与“南六县”人挣扎寻找谋生机会相比,榆林80万市区居民却有着另外的烦恼——房价。

榆林楼市的起落与煤价涨跌*匹配,2016年以前一直深陷“去库存”不能自拔,随煤炭市场有所恢复,2019年之后就开始出现“缴纳数十万认筹金却买不上房”、“开发商捂盘惜售”等网路议论。

2020年底,横山区统计局就榆林房价破万与一起“均价1.2万,每套190多万元仅支持全款购买,无优惠!”营销事件进行反思,直指“营商环境差、无限购、来榆择校热”是助推榆林高房价主要原因。

这样的警示在新一轮造富大潮前却沦为无力,2020年翻篇后,榆林楼市从2021年以来就一路逆全国楼市之大势上扬,一路持续到2022年*季度结束,今年3月,还创下房价同比上涨超30%的记录,“一房难求,买房甚至需花重金、托关系”的场景被广泛报道。

“现在榆林好点的小区,房价已经炒到两万。没办法,煤炭行情好、钱太多没地方去,只能先就近投房子,不是榆林就是西安。”一位榆林市民说,耳听着一个个造富神话,目睹着城市的壕气日增,他言语间却充满疏离。

“这两年地方有钱了,基建搞得多,榆林街道确实都修得路越来越宽,可还是堵车,为啥?因为道路两边全都划成了停车道。但凡能想到的空地,满是停车道,都是收费员。你敢稍有点乱停一下,不仅贴条子(罚单),而是一眨眼功夫就给拖走。”该市民说。

“拖走交拖车费吗?”

“倒不用交拖车费,只处理违停。”

“为啥直接拖走却又不用交拖车费?”

“唉,拖车的都是合作公司,他们拖车应该是赶工作量,拿工作量问政府要钱。“

“这种逻辑…..”

“可老百姓也麻烦啊,一般拖走都给扔在二三十公里外地方,取一趟也很麻烦,”他语气无奈,“现在大家都各算各的账,谁也顾不上多想。”

8月31日,榆林市委五届三次全会上,市长张胜利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但一定要始终保持 “三个清醒认识”,即清醒认识榆林“一煤独大、煤主沉浮” 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认识当前经济中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洁醒认识高煤价带来的高税收是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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